[摘要] 虽然文件规定了“学校的服务半径”，但实际划分时往往并不以学校为圆心，而是以行政区域为依据。在往年做法的基础上，根据适龄儿童数量、学校规模等因素进行微调。“这意味着，可能你家门口有个学校，但不属于你所在的行政区，就无法入学，只能舍近求远。”储朝晖说。
权力潜行 多地仍有学校为职工提供入学名额
就近入学为原则的学区划分，往往也面临着特殊群体抑或说权力的影响。在24个重点城市中，因为历史原因，往往存在着一些大型企业、省属或部属机构或高校，这些机构的附属子弟学校，仍以照顾单位子弟为主。
例如长沙市2015年公布的学区划分显示，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附属小学，其服务范围仍简略地描述成，主要招收教职工子弟等。再比如，武汉市的同济附小、武汉大学附属小学、华师附小的招生范围主要是医院正式在编职工、教职工的子女及第三代。
在这类学校里，往往剩余的名额，才参与到学区划分中来。
权力或利益体的影响，在如今教育公平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更多地则采取个案突破的途径，譬如熟知的“条子生”。
而现在，所有与就近入学政策相悖的做法，都在取缔之列，比如，“逐步减少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例”。
票子和条子是否依然有用？某区级教育局官员李文（化名）反问记者，“你相信领导的孩子会甘心被摇号，然后派到普通学校吗？ ”
李文所在的城市，正处于教育部2014年公布的首批19个重点城市之列。在“条子生”理应绝迹的2015年，他仍看到局领导桌上放着一大堆条子。
记者多方了解，北京、广州、武汉等地仍然存在学校为职工提供入学名额的现象。
开发商“各显神通”缴纳赞助费已成为业界惯例
“600米内名校资源一应俱全”“为孩子的未来筑梦”……类似这样的教育地产广告在生活中屡见不鲜。一些高端小区还打出“双学区护航孩子未来”的标语。
赵青（化名）曾在华南某知名房企任副总十多年，对背后的操作颇为了解。他说，为了使自家楼盘划入名校学区，开发商下了不少工夫。
常见的方式是缴纳赞助费。这已成为业界惯例，其数额在百万元至数千万元不等。“坦白说，原来我们年年都捐赠，建办公室、修操场、捐塑胶跑道，或给学生、教职工发些福利，和学校保持良好关系，这些投入都会换来回报。 ”
这些在赵青看来，学校也乐意与开发商进行“合作”。“两个楼盘同样都在学校附近，划给谁都是划。重要的是，划给谁都不违反就近入学的政策。这种情况下，有人愿意赞助，学校又怎会不愿优先考虑呢？ ”
实力开发商更主动——引入名校。开发商出地出资，兴建校舍、购买设备并负责硬件设施的维护管理；名校出品牌，负责日常运营；教育局来主管。
依照就近原则，楼盘到学区内学校的距离通常在 3公里内。赵青说，有时这一范围内的开发商会一起到教育部门“做工作”，在缴纳赞助费后得偿所愿。一些地段不好的楼盘，往往不惜重金也会争取进入名校的施教区。
而开发商付出的代价，终会化为更高的回报。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做过相关的数据统计，在同等条件下，比非在价格上要高出 10%-15%。而名校的溢价会更高。以一套价值300万的房子来说，学位就要占去三四十万。
在谈及学区划分的背后操作时，赵青以及一位广州地产商区域经理都提到，随着政策走向透明，暗箱操作的事件也在减少。但赵青补充道，“在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划分标准时，就总能找到腾挪和运作的空间。 ”
药方 行政主导能否打破
在社会持续多年的强烈呼声中，教育部连续两年发出了择校禁令，首先被拿来开刀的，就是优质教育集中的那些重点城市。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2015年的工作要点中，还特别强调“防止‘择校热’反弹”。
就完善学区划分的细则上，教育学者熊丙奇开出“放权”的药方。“要想实现教育公平的划片入学，就必须打破行政治理体系。 ”
熊丙奇主张，在每个区县教育局建立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长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共同组成，该委员会是重大战略决策的机构。由学区教育委员会民主决策产生的资源配置方式，将会改变以前行政主导的方式。
在储朝晖看来，“如今的政策虽然是为了制止择校风，但它不能仅限于此。就近入学是项过渡政策，未来政府应鼓励适当的择校。目前还需要在教育均衡上下工夫，着重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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