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方版”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正加速出台。《经济参考报》记者梳理各地公开材料发现，截至目前，已有17个地区推出省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尚未出台省级实施意见的地区，也推出了一些市级层面的改革意见。
紧迫特大城市改革不容再拖延
距离预定的2020年全面完成改革任务只剩五年时间，但仍有近半数省份未出台相关细则。专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进展不尽人意，其中有改革成本巨大等客观原因，但户籍改革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改革不应再拖延。
记者梳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武汉、成都、南京、佛山、东莞、西安、沈阳、杭州、哈尔滨等15个特大或超大城市的现行政策发现，这些城市均明确居住证申请门槛，但积分落户并未在所有城市出台，已出台地区落户政策也整体较为苛刻。
有观点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较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要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就需要很高的成本。而作为主要的成本承担者，地方政府改革积极性不高，导致其在具体实施中比较消极被动。
“未来新型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赞成仍然要继续保持改革的渐进性。但渐进性不是说要拖延，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表、路线图和军令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现在特大型城市推进户籍改革，确实遇到人口密集、环境问题、交通堵塞问题，甚至可能有贫民窟等问题，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或许应该特殊施策。但是，要严格界定哪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慎重，不能把这个范围过分扩大。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现在中小城市已基本上放开限制，可以自由落户，大城市却控制得比较厉害。
“城市越大，人口聚集产生的经济效率就越高。目前中国的大城市数量并不多，相对于13亿多的人口基数来说，中国只有北上广深等几个大城市。日本只有1亿多人口，就有东京、大阪等多个大都市。”胡星斗认为，过去强调就地转移人口，就地就业，发展小城镇，大城市好像由于人满为患就不宜发展，这是一种偏见。其实所谓的“城市病”是治理能力的问题，与城市规模没有关系。
蔡昉也认为，“要对症下药，不要因噎废食”，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权在中央，但归根结底需要地方政府推进。下一步有必要确定一个工作办法，把成本分担、红利共享实实在在地落实下去，可以大幅度提高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出台的“地方版”户改意见中，对于农民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该如何保障，各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只有吉林省等少数地区提出探索进城落户农民有偿退出“三权”的实现方式，但仍然需要进一步试点。不过，几乎所有地区都明确，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土地涉及多方利益，是户籍改革的一大难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本轮户籍改革的一大原则是，国家不提倡户籍政策和农民的土地权益挂钩，并反对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所以地方在出台文件时为了稳定户改和土地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采用的是“模糊”的处理方式。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比统一出台一个性的土地处置方式要合理一些。
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并称为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基石。有专家认为，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尽快取得突破，否则可能会出现与户籍制度改革不相匹配的情况，终拖累城镇化进程。随着户改正式启动，将促使农地确权等基础工作进程进一步加快，相关法律修订也将提上日程。
“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看似一个管地、一个管人，似乎很不同，其实很有共性。”一位业内专家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农民的退出权和自由进入权在这两种制度下都没有得到充分保证，如今户籍改革已经启动，相应的土地制度改革如果不尽快取得突破，有可能会出现两种制度不相匹配的情况，终拖累户籍改革整体进程。
李国祥认为，长远来看，应该探索土地权益有偿退出和让渡的方法，目前有的地方正在探索，例如进城换了户口的农民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在拥有城市居民权利的同时保留了农村土地的承包权，但这也是一种改革时期的过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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