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梦想与改革同在——梦想在继续，改革也在继续
鼠年元宵节，赵志恒准时下班，乘地铁，换公交，经一个多“跋涉”，19点他坐到自家的餐桌前，享受与家人的团圆。
“今年多放了些爆竹”，赵说，“次在上海有了真正的家！”
新“愚公移山”
赵志恒的新“家”在上海浦东一个叫做“新里程”的小区，两室一厅，2007年4月交付，毛坯，单价9000元。他不管它叫“房子”而是叫“家”，因为搬进新房子后，与他结婚已三年的上海妻子才敢怀孕、准备生产。
赵是来自江西上饶的新上海白领，博士，在一家ＩＴ公司上班。他的妻子是上海人。“我年薪12万多一点，扣除四金及个税，到手有8万多。妻子的收入基本管房租（没买房前租房住，每月2100元）及家庭日常开销、迎来送往，我们每年净积累也就8万。不考虑物价上涨、收入增加等可变因素，按现在的收支状况，买一套九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得等上十年。那时，我的人生已过去一大半了。”
等不及的赵志恒有幸得到岳父母的倾囊资助。他的岳父母是普普通通的上海市民，居住在杨树浦路的一套50来平方米的旧公房里。岳母在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提前内退了，岳父还在一家船厂上班。
“本来他们二老也想改善居住环境，但房价涨得太快，岳父快到退休年龄，办不了按揭贷款。他们的梦想搁浅了，帮助我们提前圆了安居梦。”赵充满感激，“你说，这买房有没有点像愚公移山？父子相传，梦想接力。”
尽管月供3000多元，赵志恒被归为“房奴”一族，但赵志恒的岳父杨卫国认为儿女们还是幸福的，“他们好歹也是有产者了，比我们年轻时强多了。”
“情人墙”见证缺房时代
老杨回忆起不算遥远的往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1年，杨卫国出生。27岁那年，他已有3年的工龄，老大不小了，但“找对象容易找房子难”。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与低工资制度相配套的是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制度，即由国家或单位集中建房，再分配给职工使用，产权公有，个人缴纳较低的租金。那时，绝大多数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离不开三个字：“等、靠、要”——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但房少人多——经典的解释是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分房得论资排辈，一轮候就是多年。局级干部－处级干部－科级干部－股级干部－普通群众，人分三六九等，房有好中差次，一一对应。领导换了新房、大房，群众才会有旧房、小房。不同职级的领导，房子的区位、大小、新旧不一样；同为群众，不同工龄、不同技术级别，分房的先后、面积也不一样。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说，那个年代讲究先生产、后生活，住房建设的速度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1950年至1975年，住房竣工总面积仅为4.4亿平方米。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6.7平方米。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5平方米，全市一半以上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其中人均不足2平方米的家庭就接近3万户。
老杨见证了住房短缺的微观表现：他所在的船厂一年中打报告要房的就有300来户，其中60%是刚结婚或要结婚的青年，平均年龄29.5岁。“当时男青年找不到对象，老大难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房子难。”杨卫国回忆说，那时候绝大多数人家里都是“地狭人稠”，青年男女谈朋友没地方去。年轻人善于“发现”，上海外滩有面防洪墙，面向黄浦江的流水，背靠万国建筑群的风雅、南京东路的繁华，是个谈情说爱的佳境，更妙的是，那里的灯光昏暗，场地开阔，年轻的情侣们可以在夜色昏灯下做些亲昵的动作而不被人打扰。每当夜幕降临，不能在“家”里获得私人空间的红男绿女们便从大上海的四面八方乘公交赶来，情至深时，倚墙热吻。如是者一溜儿排将过去，那场景煞有风情。天长日久，防洪墙便有了一雅号“情人墙”。
“情人墙”是缺房少屋时代的印痕，甜蜜中夹杂着苦涩。杨卫国说，他记不清当年去过多少回“情人墙”了，只记得做梦都想房子，可论资历、年龄，自己无法从厂里分到房子。几番“君问婚期未有期”后，“父母把老房子腾出来给我做了新房，父亲搬到单位的库房里住，母亲住进了灶披间（厨房）。”杨卫国说起往事，不禁唏嘘，“自己能在27岁结婚，全仗了父母那套20平方米的亭子间。”他自己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父母却付出了整整分居10年的代价，直到房改的1988年，他拿到了杨树浦路的一套旧公房。
已改和未改的生活同在
当年，“子女结婚，父母分居”的现象岂止于一城一家？！与上海的嘉兴，房管部门的相关资料载明，从1978年至1982年5年中，嘉兴市中心区内共有8245对青年结婚，同期各企事业单位建成住宅5868套。即使将建成的新房全分给这批新婚青年，仍存2377户缺口。
房子稀缺固然与薄弱的物质基础无法支撑全民高福利有关，但体制的弊端不容忽视。政府建房后采用低租金的方式，将无限使用权（因为可以代际传承，所以实质上是无限的）分配给合适的租户，像嘉兴当时每平方米公房租金0.093元，户月房租支出3.59元的水平，一套房子要收回投资成本遥遥无期。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建新房，无法在体制内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房子，而城镇人口与日俱增，房荒问题不可避免地越来越突出。改革住房旧制度便成了政府回应百姓改善住房的强烈呼声的必然逻辑。
正是在中国房改拉开序幕的1988年，杨卫国花了3万多元从单位买下了一套小公房，“从此结束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真正有了自己的房子。”
又9年后，老杨的女儿、女婿挤进了热得发烫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购房军团，以完全市场化的方式按揭了一套自有产权公寓房。“女儿在工作3年后就住进了自己的房子，我和他老妈在工作13年后才有了自个儿的窝呀。”老杨觉得房改的好处是明显的，年轻人还是幸福大于辛苦。
可赵志恒有自己的看法：连像他这样的中等收入人群都被房子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楼市是不是有些问题？还有，他的户籍还在江西、但常年在上海打工的姐姐、姐夫及其所属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又该如何给安居的梦想一个家？
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进城民工——赵志恒家族不过是当今中国这三大类群体安居问题的一个样本。
只有解剖它才会明了——20年房改，已被改变和未被改变的生活同在；
20年来，梦想与改革同在——梦想在继续，改革也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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